琺琅，又稱「佛郎」、「發藍」，是覆蓋於金屬製品表面的一種玻璃質材料。它最早出現於東羅馬帝國的佛區，故人們將此地的音譯稱呼這一工藝。琺琅器於12世紀從阿拉伯地區直接或間接傳入我國，琺琅工藝技法則在元人後期傳入我國。按我國的傳統，附著在陶或瓷胎上的玻璃質稱為釉，而用於瓦片建材上者稱為琉璃，塗飾在金屬器物外表的則稱為琺琅釉。玻璃、瓷釉、琉璃和琺琅釉原料大同小異，主要的成份都是硅酸鹽類。惟後三者需與不同材質的胎體結合，因此在製作技術上要兼顧釉與胎兩者的理化性質。
常見的琺琅釉料的是將石英、長石、硼砂、氟化物等原料按照適當的比例混和，分別加入各種金屬氧化物，然後研成粉末，再燒結成硅酸化合物與硼酸化合物的混合物，因其不具規則化的晶格，故沒有固定的熔點，僅有固態與液態互變的溫度范圍，大致底釉在820℃～870℃，面釉在790℃～840℃之間。通常是先將原料燒成基本釉的熔塊，在製作的過程中再加入需要的金屬氧化物，也就是以金屬離子特具的顏色而使琺琅釉呈色，或成為膠狀，或懸浮狀的粒子對光線的色散或吸收而呈色，例如氧化鈷呈藍或紫色、氧化銅呈藍綠色、氧化銅混和氧化鈷則顯青色、氧化亞銅呈紅色、氧化鎳在含鉀之釉中呈紅色、在含鈉之釉中呈黃綠色，又如氧化鐵單獨使用呈褐色，與氧化鈷及二氧化錳合用則呈黑色或黑褐色。
所謂琺琅器，是將經過粉碎研磨的琺琅釉料，塗施於經過金屬加工工藝製作過程後的金屬製品的表面，經乾燥、燒成等製作過程後，所得到的複合性工藝品。琺琅器的胎體，一般以銅中銅合金為胎，清代偶以金、銀及合金為胎。以銅或銅合金（青銅）為胎體，除了較經濟之外，從材料學的角度分析也是非常好的選擇，因為銅在空氣中表面易形成氧化層，當其與釉在高溫下作用時，較易與琺琅釉結合成中間層，增強釉在痔胎表的附著力。琺琅器根據製作昜的技法分類，主要有掐絲、內填（鏨胎）和畫琺琅三種。
畫琺琅的製作方法是：先於紅銅胎上塗施白色琺琅釉，入窯燒結後使其表面平滑，然後以各種顏色的琺琅釉料繪飾圖案，再經焙燒而成。畫琺琅富有繪畫趣味，故又稱「琺琅畫」。
畫琺琅的製作技法，起源於15世紀中葉歐洲比利時、法昜國、荷蘭三國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區。15世紀末，法國中西部的里摩居，以其製作內填琺琅工藝為基礎，發展成畫琺琅的重鎮，初期製作以宗教為主題的器物，後來逐漸製做成裝飾性的工藝品。隨著東西貿易交往的頻繁，尤其自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平定台灣以後，海禁開放西洋製品開始湧入，西洋琺琅便由廣州等港口傳入中國，並就地設廠研製，稱之為洋瓷，宮中則稱其為廣琺琅。當時，廣州的產品多保留著西方文化的韻味，由於燒造技術不高，釉料呈色不穩定。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，聘請法蘭西畫琺琅藝人陳忠信來京，在內廷琺琅處指導燒造畫琺琅器。其式樣、圖案主要是中國風格，少有西方畫琺琅的特點。
我國燒製的畫琺琅器造型穩重渾厚，與瓷器中的粉彩相似，而歐洲的畫琺琅器，胎體昜一般比較輕薄，表面具有較強烈的玻璃光澤。
畫琺琅工藝約於雍正年間傳入蘇州地區，在濃厚的工藝基礎上，蘇州生產的畫琺琅作品風格獨具，從而形成了內廷琺琅處和廣州、蘇州三大畫琺琅生產中心，產品各有特點。
康熙朝的畫琺琅
康熙年間生產金屬胎畫琺琅的機構主要是內廷設立的琺琅作。畫琺琅至遲在康熙三十年宮內已試燒成功，與康熙三十五年研發成功的瓷胎畫琺琅相去不遠。從有關資料來看，畫琺琅進入技術成熟的精製階段，應是在康熙五十七年，武英殿琺琅作歸屬養心殿造辦處的前後。
最初生產畫琺琅的技術不成熟，胎體與掐絲琺琅一樣較沉重，器物體積小，以實用的碗、盤、壺、瓶、盒等日常用具為主。釉色少，顏色也不純淨，釉色灰暗無光，色彩互相浸染滲透，畫面模糊，這顯然是由於燒煉技術不成熟的緣故。
康熙後期的畫琺琅充分顯示出畫琺琅器薄、平、光、艷、雅的特性，胎骨由試製階段的厚重逐漸趨於輕薄，釉質溫潤細膩。器型種類增多，除碗、盤外，常見痰盂、香盒、花瓶、鼻煙壺等生活用品。還用畫琺琅技法仿造宣德爐。釉色增多，顏色純正鮮艷，圖案清晰，顯示出燒造畫琺琅的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。作品多以黃釉作地，黃釉呈明黃的色調，釉色光澤亮麗潔淨的程度，可居三朝之冠，亦有少量白釉或淡藍釉為地者，上壓紅、粉紅、綠、草綠、寶藍、淺藍、赭和紫等彩釉；黑色開始啟用，但色澀而無光澤。裝飾紋樣以寫生花卉及圖案式花卉（纏枝花卉、折枝花）為主，也有極少許傳統山水風景。花卉主題為玉蘭、牡丹、茶花、桃花、荷花、梅花與菊等。花間有的還綴以蝴蝶、蜜蜂、錦雞、鳥等，增添了畫面的活力。繪畫技法，圖案式的花卉是以淺色凸顯花瓣的輪廓，至花心漸深，並以深色的線條細致地繪飾花葉的脈絡；相反的也有以深色細線精確地勾勒出花瓣和葉片形狀，再以暈染的方式表現出整體的形狀與顏色。寫生花卉部分也采用惲壽平、蔣廷錫的沒骨花卉的繪畫技法，至於傳統山水則具王石谷、王原祁的繪畫風格。畫風極細膩，色彩諧調。
新興的畫琺琅色彩鮮艷明快，豪華富麗，深得康熙皇帝的賞識，凡精美之作，在器物上署笢昜「康熙御製」款。從文獻記載中可知康熙對畫琺琅器的濃厚興趣，他不僅命西方傳教士畫家和宮廷內畫家為琺琅處畫琺琅器，還從法國召來燒畫琺琅的匠人為其服務。但所有繪畫都必須符合皇帝的旨意，皇帝不喜歡西洋油畫的風格，所以，康熙時代的畫琺琅都保持著中國傳統繪畫的特點。
雍正朝的畫琺琅
雍正時期是畫琺琅生產逐漸興盛的階段。雍正皇帝對新興的畫琺琅情有獨鐘。客觀上刺激畫痔琺琅的生產，數量增多，式樣不斷翻新，圖案、釉色有新的發展和變化。
雍正時期的畫琺琅器仍以小型器物居多，以鼻煙壺為大宗，造型工整別致，釉色亦鮮亮。造型亦有形製非常特殊者，卵形小壺、成套本盤，多層式燭台、天球式冠架、多孔式花插、仙桃式洗、筒式熏爐、八寶法輪等都是前期畫琺琅中少見的新鮮式樣。
裝飾圖案除纏枝花卉外，仍以草蟲、花鳥為主要題材，寓意吉祥的圖案顯著增多，往往以西洋式的花葉紋或圖案式的西蕃蓮及荷花為錦地，配合畫傳統的四季花卉、竹石、鳥鵲等吉祥紋飾；器形的式樣多，例如圓、橢圓、桃形和不定形等。畫風極細膩，但有些紋飾則過於繁瑣。
釉色以黃色為主，黃釉呈杏黃的色調，色感厚而光澤差。還出現了新的釉色。特別是以黑色為地、上壓彩色花紋的作品是前所未見的，這種黑釉是雍正時期燒成的，所以格外受到皇帝的青睞，即使燒製其他彩釉作品，在局部也可看到繪製黑釉花紋的現象。這種運用黑釉的手法是其他時期罕見的。
雍正年間的琺琅工藝的突出成就是自行研製成功了新的琺琅色釉20餘種，極大豐富了琺琅色釉種類，為乾隆時期的金屬琺琅工藝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乾隆朝的畫琺琅
乾隆時期的畫琺琅工藝，發展突飛猛進。乾隆皇帝酷愛琺琅工藝，還積極支持畫琺琅的生產，還命令宮廷畫家多次參加畫琺琅的生產，質量高，許多前所未見的新作品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，在圖案、色彩、器型等方面都有所創意，有所突破。
乾隆時期的畫琺琅器型變化很多，包括仿古青銅器、仿康雍二朝的器皿等。還出現了大型器，許多插屏、掛屏、熏爐、畫缸、大瓶等都是用於宮殿內的重要陳設品。這些器物不僅形製高大，而且製造十分精致，與高大的建築交相輝映，更顯得氣勢恢弘。造型式樣顯示出多方面的追求。帝王后妃盛放物品的畫琺琅盒有圓形、方形、長方形，以及梅花式、葵花式、瓜稜式，還有屜盒和攢盒。
乾隆朝畫琺琅的裝飾工藝趨向稠密細致堆砌式的特色，並往往與內填琺琅製作的技法表現在同件器物上。在繪畫的部分，有些以掐絲為架構，例如畫房子時，則以掐絲為輪廓，藉此增加釉在胎面的固特力。出現了仿青花瓷、仿內填琺琅、仿掐絲琺琅等多種效果。黃釉的色調變化多，明黃、淡黃、橙黃等都有，明黃色的光澤度不及康熙朝。
繪畫的風格中西合璧是這一時期的特色。不論是焦秉貞、冷枚等以中法為主，參用西法的新畫派，或是郎世寧師徒以西法為主，參酌中法的油畫方法，都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紋飾題材豐富，紋飾中有纏枝花、折枝花、四季花卉、鳥蟲異獸和幾何紋圖案。還普遍地采用西洋式卷草紋和百花紋為錦地，開光處繪西洋仕女、課子圖、港口與西洋房舍。畫面處理多采取色彩渲染的手法，增加了層次感和立體效果，且十分注重人物神情的刻畫，手法頗有幾分西方油畫的風格。所畫的景致與人物和當時的瓷胎畫琺琅上的紋飾雷同，應是遵循固定的畫稿，因此畫面往往是大同小異。
廣東地區製造的貢品中還有一種獨具特色的工藝，即在金屬胎上貼金花或銀花，表面再罩上透明的藍色或綠色琺琅釉，金花或銀花從釉下透出，表裡呼應，分外晶瑩。有的器物釉下沒有金花或銀花，純以透明的釉色展示出獨特的魅力。
總的說來，乾隆時期的畫琺琅工藝，主要有宮廷樣式和廣州樣式兩種。宮廷樣式的畫琺琅器則側重傳統的工藝手法，圖案嚴謹工整，畫工精美細致，釉色溫潤細膩，多以明黃色作地，具有濃厚的皇家氣息。廣州樣式的畫琺琅器，更多吸收了歐洲藝術風格，構圖多以歐洲大卷葉紋為裝飾，線條奔放，器型新穎，胎體輕薄，釉色明艷。
清晚期的嘉慶初年，畫琺琅還保持著乾隆時代的某些遺韻，畫琺琅器的生產也有幾分成就。此後，隨著國力的衰退，畫琺琅器的生產已然是日薄西山，雖曾一度出現迴光返照，但畢竟是氣息奄奄，無力回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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