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房用品是文物收藏中的一大系列，這同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相關。 作為實物留存，見於漢，興於唐，盛於宋，精於清， 器形也由大至小。外來文化進入以前，毛筆是書寫的主要工具， 墨和水是不可或缺的。文房作為雅玩，其文化含量和創造力， 在融入了文人個人化的追求後，更是讓世人咋舌，精、巧、 雅便是文房用品的鮮明特色。
水盂盛水以供磨墨用的器皿。水盂又稱水丞、硯滴， 在古代則直呼為“水注”。其主要作用是為了給硯池添水， 最早出現在秦漢，發展至明清兩代。宋人趙希鵠在《沿天清錄集》 中注：“晨起則磨墨，汁盈硯池，以供一日之用，墨盡複磨， 故有水盂。”可知水盂為盛磨墨用水的盛水器，以玉、瓷、 紫砂等常見。一般配有銅或玉質的小水匙。 目前所見實物以魏晉時為最早。晉代、南北朝時水盂多為青瓷。 或鼓腹似罐，或為動物：如青瓷兔形水盂、蛙形水盂等， 做工無不精巧雅致。明、清兩代水盂傳世品較多。品種豐富，有玉、 石、瓷、料、紫砂等。除瓷製品外，其他多為觀賞器而非實用品。 瓷制水盂的實用性較強，其形多為圓形。盂口富有陳設性和工藝性， 這也是明、清代兩代水盂與以前水盂的本質區別。一般來講， 在注重實用性的同時，利用釉色及紋飾增強觀賞性，常見有青花、 粉彩、單色釉等品種。古代水盂在當年讀書人文房用具中為必備， 雖盛水不過數滴，卻有積水成淵的雅趣。
古人云：“筆硯精良，人生一樂。”因此， 水盂等文玩不僅成了文人雅士追求悠閒優雅生活的一種表徵， 而且更是一個包羅萬象，內涵豐富的收藏天地。
水盂除實用意義外，更多的是帶有觀賞陳設。 它供置於書齋的案几之上，與硯田相伴，與文人相對。因此， 它必須符合主人的情趣，方可入選，包括其材質、工藝、造型、 紋飾、畫意等等，否則就難以廁身其列了。另外，從養生之道來說， 水盂可息心養性，“一洗人間氛垢矣，清心樂志”。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，水盂可助文思，“幾案之珍，得以賞心而悅目” 。再往深層究，也有一些是被用來做精神寄託的， 有稱其為丞兄或丞友的。陳玉堂老先生更是惟嗜“水丞”， 收集的水盂有數百隻，跨越多朝，用材廣泛，洋洋大觀，甚稱“ 國內藏盂第一人”。他把自己的書齋起名為“百盂齋”， 並刻制一方小印“迂而且愚”。這是齋主謙虛之詞， 同時也借用諧音，說明齋內除了盂（迂）還是盂（愚）。
一般文人的常用品，色彩各異，造型獨特，為各文人依據不同性格、 情趣而擇用；倘若是達官貴人，其講究程度更不是今人所能理解的。 昔日文人常有雅聚之好，這些文房用品常隨文人行走， 一般考究的都以紅木或黃花梨盒箱配裝，所到之處，打開箱盒， 一一取出，吟詩作文， 間閒之際賞玩各自文房用品也是聚會敘聊的一大內容。因此， 文房用品的式樣、質地、精細也成了當時的時尚， 猶如今人聚在一起評論各自的服裝款式一樣。 以至僅磨墨盛水之器就可細分為盂、注、洗、滴、壺、罐、缽、 尊等功能和造型，倘若再從硯、墨、筆、紙、屏、燈等展開而述， 那將是一個多麼龐大的系列，再延伸出來如硯盒、墨床、筆架、 筆筒、鎮紙等，足夠今人收藏賞玩的。
江蘇高郵市別稱為“盂城”，之所以叫“盂城”， 源於北宋文學家秦觀描述高郵的四句詩：“吾鄉如覆盂， 地處揚楚背；環以萬頃湖，天粘四無壁。”以水盂狀城市， 而城市又以“盂城”自詡，可見水盂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了。 盡管高郵一地出土了各個年代的各種水盂，但可以相信， 水盂的發源地決非“盂城”，它應該是當時文人的一種創作或移用。 至於高郵出土了那麼多的水盂，倒可以證明一條， 歷史上的高郵崇尚文化，貴於讀書，文化人相對比較集中而已。
書桌上的水盂雖小，但有小器大作、小中見大的特徵， 既有實用功能，又可置於手上把玩欣賞，讀書讀累了，看看牛、狗、 蟹這些充滿野趣的小動物，小書房和大天地， 文化人和鄉村曠野有一種“斜風細雨不須歸”， “野渡無人舟自橫”的神交和融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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